为什么说语言是思维的边界？

作者：天在水

红色高棉以前搞过语言大清洗。他们的第一步，就是干掉「我」。

在柬埔寨语里，表达「我」的词太多了。有表达卑微的，有表达亲近的。红色高棉把这些全废了。无论你是谁，你只能自称「我」。
这个词在旧语境里其实带点奴隶或者仆人的意思，但在新语境里，它被剥离了情感，变成了集体的刻度尺。
然后是称呼别人。
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以前是教授还是修车匠，统统叫「同志」。
「我」这个词，把所有人的个性和社会边界都磨平了。
当你不能再叫某人为父亲，而只能叫他「同志」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关于家庭、孝顺、血缘的概念。
这就是语言清洗的高明之处。
它不是不让你想，它是让你没法想，因为你找不到那个词了。

第二步是动词的异化。
在红色高棉的劳动营里，你不能说「吃饭」。
吃饭这个词烟火气太重。
他们要求用「进食」或者更机械的词。甚至在有些地方，吃饭被叫做「补充能量」。
不过，最恶心的是关于「死」和「杀」，他们从来不说「杀」，他们说「清理」。
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因为晚上多说了一句废话，或仅仅是因为戴了副眼镜被怀疑是知识分子，第二天他不见了。
管事的同志会告诉你：那个人被拿去「修理」了；或者，那个人被送去「学习」了。
「修理」这个词，本来是用在工具上的。
当一个政权开始用「修理」来形容处理掉一个人的时候，人的概念在语言层就消失了。
如果你是营地里的幸存者，你每天听到的都是「修理」、「清理」、「磨练」，你的大脑会过滤掉杀戮带来的道德恐惧。
因为在你的语言边界里，那只是在处理坏掉的东西。

还有一个最神性的词：「安卡」。
「安卡」的意思是大组织。
它是没有脸的，没有名字的，没有具体形象的。
它替代了上帝、父亲、政府和法律。
所有的指令都来自「安卡」，所有的粮食都属于「安卡」，所有的命都捏在「安卡」手里。
片里，有个叫海因·斯尼尔

的医生（也可能是吴汉润

）。
他在后来的叙述中说，那时候最让他绝望的不是饥饿，而是他发现自己没法跟妻子说话了。
他们即便并排躺在草棚里，也不敢用以前那种充满爱意和私密性的方言沟通。
他们必须用充满革命词汇的官方语言交流，否则一旦被旁边的密探听到，那就是思想不纯。

这种密探往往是些十来岁的孩子，他们的语言从一开始就被红色高棉灌输过的。
这些孩子没有旧社会的词汇量，他们的词典里只有对、错、背叛、忠诚、清理。
当一个人的语言边界只有这么一点的时候，他的同情心是不可能长出来的。
在他看来，一个哭泣的老人不是一个痛苦的生命，而是一个多余的、浪费粮食的、需要被清理的废物。
这种语言清洗，于是就导致了逻辑的死亡。
他们有一句名言：「留着你没好处，除掉你没损失。」
这句话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，因为它把人客体化了。它不讨论你的罪行，不讨论你的价值，它只讨论一种计算关系。
当你每天在广播里、在批斗会上听到这种话，你自己的思维也会变。
你会开始怀疑，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意义。

红色高棉还发明了一套关于自我的话术。你要经常进行「生活检查」，其实就是自我批评。
但在当时的语境下，这个词的本意是「弄清你的心」。
但你要向「安卡」展现你的纯洁，用他们规定的几百个词汇，去拆解你自己复杂的欲望和记忆。
如果你的描述里出现了旧世界的形容词，比如「我很怀念金边的咖啡馆」，你就死定了。
你必须说：「我正在努力清除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残余。」
到了后期，这种语言清洗甚至影响到了感官。
人们开始变得沉默。
因为说话太危险了，旧词汇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，新词汇又像鱼刺一样。
1979年，越南人打了进来。
红色高棉垮台的时候，那些从丛林和农场里逃出来的人，很多竟然失语了。
他们回到了现实里，看到了亲人，却发现自己找不到表达思念、痛苦和爱意的词。
以上，我觉得足以解释，语言是思维的边界这一问题。
失去语言表达的丰富性，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也会变得支离破碎，没有了词，记忆就失去了挂钩。
现在的网络环境就是一个后词汇时代，人们不再阅读长文章，不再试图理解那些带转折、带伏笔、带复杂逻辑的句式。
大家只想爽点和无脑。